康有为的“真”与“伪”

我在上世纪60年代就曾读过康有为的《大同书》，后来又读过《康有为诗文选》和黄正雨的《康有为的读书生涯》。我认为，虽然康有为后期堕落为“保皇党”，但仍不失为中国近代史上一位杰出的学人和改革者。不过，最近又读到张建为的《温故戊戌年》（作家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对此有所颠覆。《温故戊戌年》根据台湾学者黄彰健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立论，认为过去的历史书籍对康有为的宣传是一个“神话”，并奇怪为什么台湾学者黄彰健早在1976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的结论未被史学界采信。

围绕着《温故戊戌年》一书，《书屋》杂志发表了傅国涌的《康有为的神话—读温故戊戌年》和万方的《“康有为的神话”质疑》两篇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傅文赞同，方文异议，“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各有所据。读罢这两篇文章，我便明白了“为什么台湾学者黄彰健早在1976年出版的《戊戌变法史研究》的结论未被史学界采信”的原因了。

《温故戊戌年》是一部“历史报告文学”。据傅国涌的说法，该书把“把康有为的神话撕开了一个口子”，让读者“从中可以窥见某些历史的真相”。同时，他还把从这“撕开了的口子”里窥见的“历史真相”归纳为六种：

——.剽窃他人成果。过去的历史书说，康有为为了推动变法，曾写了两本最重要的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但《温故戊戌年》的作者说这两部书是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并说当年廖平就提出了指控云。廖平是何许人？廖平曾是张之洞的幕僚，他与康有为相识。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相继出版后，廖就指控其抄袭了自己的著作，从而成为晚清学术史上最大的版权官司。康本人虽然极力回避和否认，但梁启超的“（康有为）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的辩护，却为人们提供了证据。后来的许多研究者都认为康有为的这两部著作的许多资料来自廖平。

——“公车上书”是假。过去的历史书上说：1895年，清政府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被迫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来，举国震惊。正在参加会试的各省举人（包括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麦孟华等）群情激愤。康有为连夜起草了长达14000余言的上皇帝书，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上清帝第二书》，提出了“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的政治主张。全文慷慨激昂，一气呵成，浸透着康有为变法思想的精髓。但《温故戊戌年》说，根本没有这回事。其证据是康有为忠心耿耿的弟子徐勤及张大千的老师曾农髯、李梅庵的回忆。据该书称：康有为写了“万言书”，也召集各省会试举人齐集松筠庵。但正在这个节骨眼上，传来了“马关条约”已经签字的消息，第二天，又传来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公车上书”也就半途而废了。所以，所谓1895年5月2日康有为发动18省1200多举人联名上书都察院被拒，只是康有为自己编造出来的。

——伪造光绪密诏。据《温故戊戌年》说，百日维新的第九十五天，变法已到最后的关头。光绪帝无计可施，便给他所信任的“军机四卿”之一杨光锐写了一封密诏：

……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侯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据这封密诏的意思，光绪帝的意思，显然是既不想得罪太后，又想使变法继续下去。

但康有为却又伪造了一封密诏，把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说成是给他的，同时篡改了光绪的原意，把想办法既不得罪太后，又能使变法继续下去意思，改成了要康等“设法相救”：

朕维时局艰危，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而用通达英勇之士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十分焦灼，不胜企盼之至。特谕。

——篡改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据黄彰健考证，曾经激励过、鼓舞过整个中华民族，让一代又一代人激动的谭嗣同的《狱中题壁诗》，原来被梁启超篡改过。谭嗣同的原诗是这样的：

望门投趾怜张俭，直谏陈书愧杜根。

手掷欧刀仰天笑，留将公罪后人论。

但，梁启超却改为：

望门投宿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

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

——.变法结束后，太后一派指控康有为曾密谋“兵围颐和园”。康有为坚不承认。但谭嗣同的同乡好友毕永年的一本《诡谋直记》却证明康有为说了谎。据《诡谋直记》：1898年9月12日，变法第92天，毕永年来到北京。康、梁密谋欲借袁世凯的力量实行政变，并让毕永年带100人进颐和园杀慈禧，但毕没有答应。毕于政变发生的当天早上匆忙离开北京，后削发为僧。

.——企图把《时务报》由民办改为公办，把民众的喉舌改为官方的喉舌……

这样，康有为的形象就变为：他是一代大儒，却有抄袭行为；他是戊戌变法的主角，却不是唯一的主角；他掩盖了一切对他不利的历史事实，企图把他神化。

但万方的《“康有为的神话”质疑》却与傅文不同。

关于“嫖窃”之说。万文说：《康文》提及的一个“神话”，即所谓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原来剽窃自廖平的《辟刘篇》与《知圣篇》”说，其实不是持平之论。因为它忽视（或有意抹杀）这件事本身所暗藏着的维新派与洋务派的斗争。

正如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所指出的，康有为原来所治为古文经学。1890年春，康有为于广州拜访廖平并读到其《辟刘篇》与《知圣篇》后，认为今文经学的“三统”说和“三世”说是“通经致用”也就是能够服务于现实政治的极佳武器，便改崇今文经学，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作为后来改制变法理论依据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两书。梁启超说：“今文学运动的中心，曰南海康有为。然（康）有为盖斯学之集成者，非其创作也。（康）有为早年酷好《周礼》……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学。”“然（康）有为之思想受其（廖平）影响，不可诬也。”（《清代学术概论》）“康先生之治《公羊》、治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廖平）。”（《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这一持平之论，得到了后世康有为研究者、廖平研究者乃至廖平后人的认同。例如廖平之孙廖宗泽所撰《六译先生年谱》中说：“康（有为）得先生改制之说而倡之，并引《公羊》、《孟子》自助，以为变法之据。天下群以作俑归先生……闻北京政变电讯……谓朝廷株连甚广，外间盛传康说始于先生，请速焚有关各书。”（见廖平之女廖幼平所编《廖季平年谱》，巴蜀书社，1985年）廖平研究者陈德述在《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四川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一书中说：“康有为承袭廖平的学说时，几乎在每一个问题上又都有自己的见解，多有与廖平不同之处……而且对于证明刘歆伪学提供了新的证据的观点加以说明，从而看出康有为对廖平学说的发展。”继承发展与抄袭剽窃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一言以蔽之，廖平的书是纯粹的学术（经学）著作，而康有为的书则是披着学术著作的外衣借古喻今为现实政治服务的政论性著作，两者的性质旨趣完全不同。原书仍在，有兴趣者自可查阅比较。如果真要究本穷源，廖平的学术思想也不是他自创，而是受到其授业老师湘潭王运的影响。他的《辟刘篇》一书中的“观点”，除“《毛诗序》之伪则为廖平的创见”外，其余“多数是综合了（已往）今文经学家已有的意见”（中国孔子基金会编：《中国儒学百科全书》，第893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这种转相承袭，本来就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常见不怪的通病。须知，在始终强调与统治者保持高度一致的专制禁锢语境中，无论是在思想史上还是在学术史上，又有多少真正属于原创性的东西呢？在与封建政治密切相关的经学史（与神学史无异）领域尤其如此。如果套用一句现代的习惯用语来说，在中国经学史上始终存在着政治上的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从学术史（经学史）的角度看，无论是廖平的《辟刘篇》与《知圣篇》，还是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大都缺乏缜密论证，牵强附会论断甚多，学术价值低下，但康有为将其作为政治斗争的思想武器，则另有其中的重要意义在。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当时又有人热炒这件公案呢？这需要追溯到晚清时期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斗争。廖平是张之洞的门生。廖平曾经两次参加院试均落选，第三次参加院试时，其试卷的破题因违背了八股的格式，考官只看了开头的三句，就将其弃置不取；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细心披阅，反而将廖平取拔为院试的第一名。廖平终生都将张之洞视之为恩师，并受到张的器重培养。在戊戌变法以后，张之洞日趋保守，张、康之间的关系也如同水火。为了打击名重天下的康有为，康氏抄袭剽窃廖平学说的传言便在张派人物的推波助澜之下产生，并愈演愈烈。这一涉及到晚清政治斗争的历史公案，在《康文》的笔下又作为新的问题和“神话”提出，并以此对康有为的学术乃至做人的品格进行质疑，确实使人惊讶。

关于“公车上书”。万文说：1895年（清光绪二十一年）4月17日，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签订，引起了全国有识之士的强烈义愤。时在京师参加礼部会试的各省举人纷纷联名上书都察院反对签订《马关条约》。自4月22日到5月5日，先后有广东、湖南、奉天、江苏、山东、湖北、江西、四川、贵州、广西、福建、江南、河南、浙江、顺天、陕西等16省（各省的顺序按上书时间的先后排名）的举人共计上书30起（其中4月22日至5月1日共15起，即4月22日4起，4月30日6起，5月1日5起；5月2日至5月5日共15起，即5月2日8起，5月3日3起，5月5日4起。以上据清《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这些举人分省进行的“公车上书”，并非《康文》所说的只有“十五起”，也决非都是在“历史记下”的那一天或“这一天”的同一天之内的上书，当然也不可以笼统地称之为“公车上书和官员上书”，因为官员向皇上的进言行为并非称之为“上书”，而是上呈“奏折”或“条陈”，他们决不会混在尚无仕宦功名的举人一起“上书”（据《军机处随手登记档》记载，自4月16日至5月7日的22天中，各级官员单独或者联名反对缔结《马关条约》的奏折共有69件）。这些举人们的上书都被都察院接受并转呈上去（4月30日以前的上书均于4月30日由都察院代递；5月1日以后的上书均于收到的当日代递）。在这些举人的上书和官员的上奏折活动中，最早的几起都与康有为密切相关。例如：最早的“公车上书”是由康有为的学生梁启超领衔邀集广东81名举人联名于4月22日进行的；而分别于4月16日及4月17日最先上折的御史王鹏运及给事中洪良品均为康有为的“至交”。故史家认为康有为及其学生梁启超等人在这些上书及上折的活动起了积极的鼓动和联络作用，并非空穴来风。

由于考虑到分散的上书行为形成不了聚合起来的声势与力度，康有为等人便于5月1日（旧历四月七日）发起了18省举人的联合上书。康有为将《上皇帝书》起草后，本拟于次日（5月2日，旧历四月初八日；一说为5月4日，即旧历四月初十日）与1300余（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称“一千二百余人”；康有为《公车上书记》及梁启超《三十自述》等又均称“三千人”。史家认为后者可能是将前后受其影响的各省分别上书的人数计算在内）与会签的举人一道去都察院投递，因后党孙毓汶等人暗中对各省举人威胁恐吓，一时谣言四起，一些举人意志动摇，要求除去签名，取回“知单”，以至于最后在上书中会签的人数连同领衔的康有为在内只留下603人（这份名单附录在《公车上书记》一书中于一个多月后即在上海印刷出版，流传海内外）。

这次各省举人的联合上书最终未能被都察院接受并上呈清帝，因时隔已久，且当时政局动荡不堪，时局瞬息万变，纷繁复杂的信息层出不穷，真实原因已经无法完全搞清楚。一说为上书被都察院拒收；一说为清政府已经提前于5月2日（旧历四月初八日）在《马关条约》上盖用御宝并立即派人往烟台换约，造成了既成事实（本拟于5月8日即旧历四月十四日换约），因而不少举人闻“和约”已成，“群议涣散”，致使上书半途而废。然而不论怎样，其原因绝对不是《康文》所说的是“第二天又传出了康有为中进士的消息”的缘故。果真如此，康有为鼓动并组织上书的动机目的乃至人品便要打一个大大的疑问号；而他在功成名就之余，又何必于5月29日（旧历五月初六日）将该“上书”改写成一万三千余言的《上皇帝书》进呈光绪帝，须知这份上书被光绪帝阅后受到“极嘉许”的评价；更何况这种领衔组织和鼓动知识分子围攻与威胁中央政府、不与中央政府的政策措施和舆论导向保持高度一致的行为，无论在古今中外的专制社会中都是要冒极大的风险的，弄不好还要掉脑袋，谁愿意在这种并无胜算的政治博弈中用自己的政治生命乃至生理生命下赌注呢？更何况，作为一件公开进行的政治活动，这一次集合各省联合进行的“公车上书”在《马关条约》已经签订换约之后的当时是否上达清廷已经并不重要，它通过各种媒体在当时就已经传遍天下，它的初始目的与客观效果都是唤起民众、警醒国魂与促使清廷变法图强，这些目的都已经达到。如果对康有为或者其他历史人物的行为可以这样轻率武断地加以评价，如同在史无前例的年代中常常见到的那样为历史这位“小姑娘”任意涂抹各种现代的化妆品，使她像某些广告所说的那样“昨天二十岁，今天十八岁，明天又成了十六岁”，历史与学术的尊严将会荡然无存。据此，《康文》所说的一个“欺骗（了）一个民族百年之久”、“感动了一个民族一个多世纪的‘公车上书’原来并没有上书”的“神话”似乎并不存在。

关于伪造光绪“密诏”。万文说：伪造“密诏”是事实，但这需要正确解读。“百日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在号召海外华侨和留学生参加保皇事业时，他拿出了一份光绪帝给他的“密诏”，内容是要他与林旭、刘光弟、谭嗣同等人“妥速密筹，设法相救”，并表达了“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就是仍想在变法维新的道路上走下去的想法。史学界对这份密诏，早已有公论，即它是康有为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伪造的，其据以伪造的底本，是光绪帝给杨锐的密诏。在历史上，凡是涉及到宫廷内部的政治斗争，失势派为了斗争的需要，总是拿出一份或真或假的所谓“密诏”来，以示合法，并借以作为号召的旗帜。这种行为有一个专用的中性名词，称之为“矫诏”，如果称之为“伪造”，则显然带有贬斥的感情色彩；两者虽然都具有无中生有的相同性质，但后者听起来似乎是怀有不可告人的个人目的，而目前则是政治斗争的需要。康有为在那腥风血雨的年代为了政治斗争的需要而“矫诏”，并没有什么值得奇怪。奇怪的倒是《康文》将这件史学界早已有了共识与定论的事情作为康有为及其弟子精心编造的谎言、并作为被《温故戊戌年》最新揭穿的又一个“神话”提出。

关于“杀（荣）‘禄’围（颐和）园”。万文说：1898年9月，变法活动进入功败垂成的最后关头，后党的复辟势力已经磨刀霍霍；维新派也在筹划着应变的措施，其中之一就是试图借助新练陆军的力量“保护圣主（光绪帝），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具体行动就是“杀（荣）禄围（颐和）园”。先后出面求助于袁世凯的是康有为的弟子徐仁禄以及“军机四卿”之一的谭嗣同，而康有为是这一策划的谋主之一。众所周知，这次密谋由于袁世凯的出卖而加速了戊戌政变和后党复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杨天石在日本立命馆大学副教授松本英纪的帮助下，从《日本外务省档案》中查阅到毕永年于1899年初写成后交日本人平山周保存的有关戊戌政变的日记《诡谋直纪》，其中提到康、梁等人要求毕永年率人围园执杀慈禧太后一事。杨天石于1985年撰文披露了这一文献（见《光明日报》1985年9月4日），并认可了这一说法。这一史料似乎能够指证康有为曾经大逆不道地图谋执杀慈禧太后，但如要成为定论则还需要更多的旁证。政治本来就是无情的，历史也是错综复杂的。做学问本来就是后出转精，史料也同样有待于不断发掘。史学界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发掘出这些史料并加以重视，似乎不像《康文》所说的是等待《温故戊戌年》出现以后才被破除的有关康有为的又一个“神话”。

万文还说：必须指出，即使如同《康文》所说的“康有为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曾密谋兵变”，也不能以此指责康有为在当时特定环境中的言语。因为在专制统治的特定语境中，政治斗争的言行可以策划于密室成为“阴谋”而不能公之于众成为“阳谋”，能够敢于将阴谋堂而皇之变成阳谋的只有掌握了大权的专制者，这已经成为人们的常识，何况“百日维新”主要人物之一的光绪帝如同人质一样始终被囚控在慈禧太后的手中，外界任何轻率的言行都有可能随时置其于死地，更遑论是欺宗灭祖的弑杀大罪呢。如果康有为有意隐瞒，那也不完全是为了自己，而多半是为了他始终效忠的光绪帝。康有为及其弟子们已经策划了“杀禄围园”（“围园确是针对慈禧太后并试图软禁她），反对派将此作为关于康有为的又一个“神话”，亦似有欲加之罪而无限上纲之嫌。

关于《时务报》问题。万文说：《康文》揭露康有为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另一个“神话”，是康有为与汪康年争夺对《时务报》控制权的斗争，即康有为“试图通过权力，把创办多年、影响巨大的民报变成官报，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最终达到自己把持的目的”。在这里，《康文》模糊了、或者说是未能深究一个基本事实，即作为民报的《时务报》究竟是不是一份现代概念中的“民报”或“老百姓”的报纸。《时务报》是利用最先由康有为主持创立而最终被两江总督张之洞宣布解散的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创办的，而上海强学会的创办活动经费又是靠康有为出面求助于官方的公费拨款和私人的捐款等多方筹集的。这一事实表明，从经费的来源看，《时务报》从开始就具有一定的官助性质；而作为上海强学会主要创始人和筹款者的康有为则拥有对该笔款项所办事业的一定发言权。

万文说：《时务报》的创办是由上海强学会创始人之一的黄遵宪提出的。黄氏因“愤学会之停散，谋再振之，亦以报馆为倡始”（梁启超《创办〈时务报〉源委记》），便与汪康年（曾为张之洞僚属，受张之洞之命接收并掌握被解散的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商量，又邀请梁启超参加，一道筹办《时务报》；而康有为也想“改办报以续（强学会）会务”便派梁启超赴沪参加《时务报》的筹备工作。1896年8月9日（旧历七月初一日），《时务报》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等五人创刊于上海，汪康年为总理（经理），梁启超为主笔。《时务报》创刊后，在汪康年、梁启超的共同配合主持下，发表了许多极有影响的好文章，成为了维新运动的重要喉舌。尤其是作为康有为弟子的梁启超，更通过自己的生花妙笔和宏文伟论，将康有为的变法理论广泛传播；汪康年也在该报上发表了14篇极有影响的文章。一时间，《时务报》的代销点多达109所，遍布全国70个县，期发行量最多达17000份。包括张之洞、刘坤一、陈宝箴等人在内的许多地方大员都非常重视和极力推荐这份报纸。但是，《时务报》经理者内部和谐合作的蜜月并没有维持多久，实际上，自创刊时起，承袭于强学会时期的维新派（以康有为为首）与洋务派（以张之洞作为幕后主使）的矛盾与斗争已经显露端倪。梁启超秉承康有为的意志，比较激进，主张《时务报》以孔子纪年；汪康年则禀承张之洞洋务派的思路，比较保守，主张以广译西方报刊文章为主。最后在黄遵宪的调和之下，才将该报办成人们所看到的既有较多迻译文章又每期必有论说的《时务报》。

万文说：由于汪、梁两人的政治观点与办报宗旨大相径庭，以及两人对《时务报》控制权的争夺，有着张之洞作为强力支援的汪康年兄弟逐渐把持了《时务报》，梁启超则于1897年11月应聘前往长沙担任湖南时务学堂的总教习，但仍继续为该报写稿。1898年3月，梁启超指责汪康年独断专行，将该报据为私产，办成“为汪氏一人一家所开之生意”，并表示从此辞职，不再为汪氏当“雇工”。在汪氏兄弟把持下的《时务报》从第55期以后，译文大增而论说锐减，逐渐失去了原来极具战斗力的气象。因此，康、梁等人便试图夺回《时务报》的控制权。同年7月，康有为代宋伯鲁草拟了《请将〈时务报〉改为官报折》，得到朝廷的批准，并受命为该报督办。掌握了《时务报》经济权的汪康年在张之洞的支持下则釜底抽薪，以“商款仍归商办为由”，于该年8月将该报的经费改办《昌言报》继续出版；这时，“百日维新”已经进入到最后关头，一个月之后戊戌政变发生，接着康有为等人流亡海外，《时务报》则因此停刊。

万文说：康、汪两人对于《时务报》控制权之争，确实是对喉舌控制权之争，但决非如同后世有人所做的那样是“把老百姓的喉舌变成政府的喉舌”之争，而是维新派与洋务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与喉舌控制之争。在两江总督张之洞的遥控干涉之下，《时务报》何时真正成为过“老百姓”的喉舌？在中国又何时有过真正成为“老百姓”喉舌的报纸？正如《康文》所说的，“其实只要查阅当年的《时务报》，我们就能看到那真实的一幕”。

……

另外，对于“康有为中进士”的时间、“军机四卿”中有没有“康门弟子”等说法，万文都一一据理辩驳，此不赘述

万文最后感慨地说：写到这里，笔者不禁反而对康有为感到同情，感觉到学术界对他的评价太理性化、太政治化从而太苛刻了。不管他自己、他的弟子或者是其他人是否将他（自己）看成是圣人，他当然不是一个圣人。但是，他的经历、他的理想、他的作为，与先秦的那位孔圣人何其相似：他们同样有着自己的不愿屈从于主流权势的自由意志，他们同样而因此如同丧家之犬到处流浪去兜售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论他们的政治观是维新、是改革、是进步、是保守、是复古、是倒退，他们毕竟有着自己的思想、理想与自由意志并为此热血沸腾地奋斗和惊天动地过。虽然这种兴奋不免有着中国古代士大夫的过于天真和不合时宜，在虽已日薄西山但犹作困兽斗的专制政治的强力下不堪一击，从而碰得头破血流，但毕竟曾经像人一样活着过。这些，难道不能使那些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或者仅仅是为了活着便唯唯诺诺、浑浑噩噩地屈从于主流权势并与之保持高度一致、活了一辈子都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思想、自己的理想、自己的自由意志的人感到脸红和汗颜？从这种意义上看，康有为又是一个“圣人”。中天的太阳也有垂薄西山之时，驰骋沙场的斗士也有人老体衰之日，这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当一个斗士老了时，还能要求他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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