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骈文”其实我们平时听得挺多的，但仔细想想，确实不像诗词一样有个明确的概念。

　　就好像我们平时总是说“诗词歌赋”，那“赋”到哪里去了？也是一样的常识类问题。

　　其实“骈文”和“赋”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甚至可以说是赋的一种。比如说有名的庾信骈文《哀江南赋》，标题里不就写着这就是一篇赋嘛。

　　所以我们搞清楚赋是什么，然后再搞清楚“骈”是什么意思，骈文的定义自然就出来了。

　　春秋晚期，对应南方五七杂言《楚辞》的诞生，中原北方出现了另外一种韵文。它交叉使用《诗经》的四言和先秦散文的散句，比《诗经》格式更灵活，比《楚辞》又相对规整。

　　这种新文体采用的表现手法，是“赋比兴”中“赋”这种手法。也就是“平铺直叙，铺陈、排比”，文章多不长，所以称为“短赋”。

　　写“赋”从荀子开始，而真正给“赋”命名的是司马迁。他发现这种文体和南方楚辞都不能用“诗”来指代，会产生混淆，就统一命名为“赋”（包括南北方的楚辞和散文）。

　　后来班固进一步把屈原的“骚赋”，称作“楚辞”区别开来。因为早起同源混杂，所以我们经常看到赋、词、辞赋、骚赋、短赋等多种称谓，都能代表这种文体，但又各有微妙不同。

　　真正以“赋”自称的是司马相如，他的《上林赋》，《子虚赋》都是直接称赋了。汉大赋发展到了极致，以儒学经学为底蕴，气势磅礴，还有思辨性，有讽喻力。

　　东汉末年，经学衰落，大赋凋零，从关注时政转向了个人抒情，转而在文辞上花功夫。“赋”比诗更早地滑入华靡而空洞的泥沼。

　　魏晋南北朝，赋体和当时的齐梁体诗歌相融合，产生了“骈赋”。形式上更加整饬，尤其讲究四六句，并且是对偶联排的四六句。

　　“骈”，就是两匹马并排的意思。骈文，以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因其常用四字句、六字句，故也称“四六文”或“骈四俪六”。全篇以双句（俪句、偶句）为主，讲究对仗的工整和声律的铿锵。

　　在那个时代，文人诗不出众没问题，但是如果不熟悉骈文的创作，那就容易被人鄙视，以至于“不知四六”这种带有贬义的词汇作为成语流传了下来。

　　骈赋强化了文句的音乐性，催生了“对仗”这种手法。它间接地促成了平仄韵律和对仗的形成。骈赋虽然在文学史上是形而下的，但在格式上对盛唐诗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格律诗发展极盛之后，反过来影响了“赋”，出现了“律赋”这种文体，甚至成为唐朝的公文专用文体。但是这种格式除了好看、念起来好听之外，对言事、为政其实是没有益处的，甚至因为空洞、浮华、低效，起到负面作用——因为大多数人并非文辞高手，所以难免在骈文中堆砌字数，华而不实。

　　因此也遭到了有识之士的反对。

　　随着中唐古文运动的复兴，讲究格式、内容空虚的骈文（律赋）遭受了打击，随即出现了有意摆脱骈、律的倾向，产生了唐代特有的新赋体，叫做“文赋”，更加倾向于散文化。初唐《滕王阁序》，还是骈文，到了杜牧的《阿房宫赋》就没有那么工整了。

　　文人们有了文体区别上的自我意识，规整留给近体诗，自由留给古体诗；言志留给诗，抒情留给词。不想吟诗（韵文）的时候，就写散文，因此带有韵文性质的赋就逐渐被压缩了生存空间，极讲究对仗、工整的骈文，就更没有必要了存在了。

　　到了北宋初，欧阳修的诗文革新运动，催发了散文的大发展，把韵文从内容功能上向上锁定为近体诗，古体诗，向下锁定为词牌，言事、为文则以自由文体为主，既保留了诗词的雅兴，也解决了为政文书的沟通性。

　　苏东坡的《赤壁赋》，基本上就是一篇散文了。

　　律赋（骈文）也就走到了尽头。至于近代骈文复兴，除了专业的研究人员之外，其实并没有什么普遍意义——对于当代的修辞手段来说，近似排比——除非写诗，绝不能多用。

　　古人的骈文写得好不好？当然好。我们可以学习、可以赏析、可以研究，也可以作为个人爱好创作。但是逢古必吹，看到什么都要复原、复兴，那也是完全没有必要。

　　诗词这么伟大的文体，都在不断走向革新。被时代淘汰的骈文，就好像老祖宗不要的精致夜壶，拿出来炫耀炫耀是没有关系的，但你一定要拿来用，那就纯属有病。

　　还是先搞懂诗词平仄关系吧，先放下对格律的恐惧吧？连诗词都学不好，说什么骈四俪六？

　　网络时代，不知四六也不是什么大事。

　　回到正题。

　　第一，骈文，以字句两两相对而成篇章的文体。

　　第二，骈文，来源于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