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穆朗玛峰高耸于喜玛拉雅山之巅，是世界第一高峰，海拔8848.13米。1960年3月25日，中国登山队在中国著名的登山运动健将史占春率领下，开始向这座世界第一峰进军。他们冒着漫天的风雪，穿过危险的冰崩和雪崩区域，翻过尖削突兀的岩山峭壁，经过三次高山适应性行军，最后在珠穆朗玛峰8 300米的高度建立起营地。

　　1960年5月17日，中国登山运动员开始了进军主峰的拼搏。经过一周的艰苦行军，三名登山队员王富洲、贡布(藏族)、屈银华终于在5月25日凌晨北京时间4时20分安全登上珠穆朗玛峰，从而完成了人类历史上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攀上顶峰的创举，在新中国体育史上翻开了光辉的一页。

　　1960年5月28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新华社对这一重要新闻的报道。

　　珠穆朗玛——这座海拔8 848米的地球最高峰巅，由于险峻的冰雪、冰岩和变化无常的气候，阻碍着人们对它的探测。世界上有些国家把它同“南极”和“北极”并提，称为地球上的“第三极”。特别是珠穆朗玛峰的北坡，极度的严寒，特大的高空风，巨大的冰崩、雪崩和峥嵘的岩壁，对登山运动员存在极大的威胁。外国登山队从1921年到1938年18年中，曾经从珠穆朗玛峰北坡攀登了7次，均以失败告终。

　　1924年，英国著名登山探险家马洛里和伊尔文，从北坡对珠穆朗玛峰发起了3次冲击，他们虽然到达海拔8 500米左右，但他们从此再没有回来。

　　1950年6月，法国运动员俟尔佐路和拉申乃尔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登上世界第10峰——尼泊尔境内的安纳普尔那峰(8 091米)，再次掀起了向8 000米以上高峰冲击的热潮。

　　1958年，苏联100名功勋运动员联名写信给中苏双方最高领导人，要求两国联合组队，于1959年向珠穆朗玛峰挑战，并与当时主管体育的贺龙副总理和国家体委副主任黄中达成协议。与此同时，中国组织了登山集训队，首先在北京香山开始训练。1958年8月，中国登山队员赴苏联训练。9月7日，中苏各17名队员登上了苏联列宁峰(7 134米)。

　　1958年底，中苏协议付诸实施，双方组成联合侦察组，对珠穆朗玛峰进行侦察，侦察高度最高达6 500米。准备工作顺利进行。按协议苏方负责提供器材装备，中方调集人力负责修通从日喀则到珠穆朗玛峰脚下绒布寺的300公里公路。

　　正在登山准备工作加紧之时，1959年3月18日夜，西藏自治区发生叛乱，中方只好把登山活动推迟至1960年进行。

　　1959年底，西藏叛乱平息后，中方主动函请苏方派员商议1960年共同登山事宜。苏方派人来华赴兰州视察了准备工作后，终于透露出：由于两国关系的恶化，已无意再与中国合作登山。协议被撕毁，已拉到兰州的器材全部撤回，这项登山活动也像当时中苏合作中的其他项目一样，陷于瘫痪。

　　这项登山活动能不能继续下去，贺龙在征求了登山队长史占春的意见后，决定由中国登山队单独完成这次登山。报告打给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很快得到批复。

　　是年底，一支由214人(包括后勤等工作人员)组成的中国登山队成立，登山队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是著名的登山运动健将，几年来曾不止一次地率领中国登山队，征服了许多座险峻的山峰，多次为祖国争得了荣誉。登山前的准备工作继续进行。史占春拿到70万美金，带着翻译周正火速飞往瑞士采购器材。同时，全国各地支援的物资也向中国登山队汇集。

　　1960年3月19日，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冒着高原的风雪和严寒来到珠穆朗玛峰脚下。他们决定把向最高峰冲击的大本营设在海拔5 120米的一块谷地上。这块谷地是一道已经萎缩的山谷冰川脊部。中国登山队在这里，竖起了高大的旗杆，第一次升起五星红旗。他们在山谷里搭起一座座毡毛帐篷，“安营扎寨”了。他们还在帐篷中间的空地上，支起几根竹竿，缠上几条红布，搭起一座象征性的“彩门”。

　　珠穆朗玛山区的气候瞬息万变，给登山工作带来极大的困难。“有时，嘶叫的旋风刮得天昏地暗，有时，巨大的雪崩震撼得地动山摇”。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征服珠穆朗玛峰，中国登山队到达山下后，就立即布置了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无线电报务员在山岩间架起无线网，开始与北京及有关地区联络;医生们一次次为队员们检查身体，治疗高山反应症;后勤人员继续准备高山技术装备及生活必需物资。登山队负责人与队员们一道进一步研究了珠穆朗玛峰的有关资料，制定了登峰的总体计划。

　　根据中国四五年来高山探险的经验，攀登海拔7 000米以上的山峰，必须经过几次适应性的攀登，逐步适应环境，然后突击主峰。因此，决定登峰的战斗分四个战役进行：

　　第一战役：登山队从大本营出发，到达海拔6 400米处，然后返回大本营。

　　第二战役：从大本营登到7 600米处，再返回大本营。

　　第三战役：再上升到8 300米处，再返回大本营。

　　第四战役：从大本营出发，直抵8 500米高度，建立突击营地，然后从这个营地出发攀登8 848米高峰。

　　3月25日中午12时，队员们集合在珠穆朗玛峰山下的广场上，在庄严的国歌声中，升起一面五星红旗。队长史占春发布命令：现在，中国登山队开始向世界第一高峰前进!登山队员沿着珠穆朗玛峰的东绒布冰川中脊路线前进。3月26日登山队员们到达珠穆朗玛峰中途二号营地——海拔5 900米处。

　　从二号营地出发已经是27日上午了。登山队员穿过东绒布冰川的冰舌地，进入一片漫无边际的冰雪台地。冰面坎坷而又异常陡滑，冰层十分坚硬。登山队员穿着特制的镶有钢钉的登山鞋，一步一蹬，仍然很滑，跌倒了，爬起来再前进。

　　下午，天气突然变化，雪粒在空中翻飞，几米以外就看不清道路，气温降到零下20℃以下。队员们互相用绳索连结在一起，彼此保护，用冰镐探索着前面的雪地，顶着风雪继续攀登。在经过一段山坡时，队员们发现一具尸体，从尸体的体形和装束看，这是一个遭遇不幸的英国探险者，登山队员掩埋了这具外国前仆者的尸体，继续前进。

　　3月27日，登山队员按期到达海拔6 400米的三号营地，完成第一次适应性攀登，遂后返回大本营。

　　4月11日，全体登山队员从海拔6 400米营地出发，开始攀登北坳。北坳坐落在珠穆朗玛峰北面的北峰(7538米)与主峰之间，是一绵延起伏的奇陡冰雪峭壁，因为两峰之间看上去像一个坳谷，所以把它叫做“北坳”。

　　北坳顶部最高海拔7 007米，坡度平均在五六十度左右，要上顶峰必须通过北坳，它像一座城墙耸立在珠穆朗玛峰腰部。北坳的坡壁上，堆积着万年积雪，潜伏着无数冰崩和雪崩的槽印，是珠穆朗玛峰上最危险的地带。据大英百科全书的记载，仅1922年一次雪崩中，就有7名英国队员被埋在冰雪底层，无一生还。

　　为了争取时间，尽快为大队开辟一条通过北坳的安全路线，此前登山队副队长许竞已经带领彭淑力、刘连满等6名优秀运动员组成侦察小组，冒着恶劣的天气先行向北坳进发。

　　“侦察队员们拿着冰镐，鞋底上绑着尖利的冰爪，一个跟着一个向上攀登。在这里进行侦察时，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如果不注意保持身体的重心，一阵旋风会把你卷到几十丈深的岩底，粉身碎骨;如果不注意选择脚下的路线，掉进纵深的冰缝，就连人影都找不到;如果不认清地形，沉重的雪崩会把你埋葬……

　　风雪更大了。从高空刮下的暴风，撞击着主峰和北峰的岩壁，带着冰碴和雪粒以每秒三四十米的速度回旋着，翻滚着。侦察队员们穿着高质量的鸭绒衣裤，戴着特制的防寒帽和手套，仍然感到严寒刺骨……侦察队员们……顶着风，匍匐在冰面上坚持向北坳的顶部挺进。”

　　七八个小时过去了，小组队员上升到6 800米。一道陡直的冰裂缝拦阻在队员们面前，这道裂缝深陷而狭窄，坡度在70度以上。队员们笑称它是“珠穆朗玛冰胡同”。只有从竖着的“冰胡同”底部攀援上去，才能到达北坳顶端。他们大胆采用冰雪作业和岩石作业相结合的复杂的攀登技术。背靠着“冰胡同”的一边，又脚蹬着“冰胡同”的另一边，一寸一寸向上移。天黑时，小组才到达北坳顶端，成功地打开了珠穆朗玛峰的“大门”。他们在风雪中搏斗了十多个小时。随后，他们又在坡度陡峭的冰面上，刨出一级级平台阶，拉起牢靠的保护绳索，以保证大队通过。

　　上午11时，珠穆朗玛峰上空云雾缭绕，猛烈的西北风冲击着北峰和主峰岩峰，夹着冰碴、雪粒形成一股强力的旋风。在这种恶劣的气候下，队员们沿着北坳冰坡开始前进。随着高度的上升和坡度的险陡，登山队员们的呼吸开始变得急促，脚步也逐渐缓慢下来，每走几步，就不得不停下来休息，这时，风雪更大了，队员们的脚步也更慢了，走在最前面的队长史占春不时给队员们以鼓励。

　　运动健将刘连满是一位来自哈尔滨的消防员，他最先攀到“冰胡同”冰裂缝的顶部，身体已异常疲惫，为了帮助同伴们顺利攀登，他坚决地站起来，用冰镐保护着自己，抓起一根尼龙绳垂到“冰胡同”下，用力帮助同伴们一个个向上攀。登山队员们成功地通过北坳冰坡，登上7 000米以上的地带。后来由于暴风雪所阻，大队没再能继续前进。

　　两次适应性攀登基本上是成功的，但也出现危险的信号：登山队员汪基——这个兰州大学的毕业生在6 400米高山反应严重，经抢救无效牺牲。在他的腰里，还缠着一面准备插上顶峰的五星红旗。

　　4月29日，中国登山队全体队员从海拔7 007米的北坳营地出发，跨上珠穆朗玛峰的山脊，开始第三次适应性攀登。珠穆朗玛峰气候瞬息万变，北坳上空刚刚还是阳光灿烂，晴空万里，霎时间却刮起暴风，天昏气暗，气温骤然下降到零下37℃左右。登山队员们顶着寒风在一道倾斜的雪坡上前进。傍晚，高空风更加狂猛，气温还在继续下降，大批队员被冻伤，教练员陈荣昌的鼻子被冻掉了一块。但登山队员仍然继续前进。

　　随着海拔高度的上升，空气中的含氧量更加稀少，人们变得异常虚弱，在大队通过一段距离不到20米的岩坡时，队员们不得不休息了4次才登了上去。在这段攀登中，又一名登山队员，北京大学毕业生邵子庆永远地倒下去。

　　经过两天的艰苦跋涉，大队终于安全到达海拔7 600米的地方——这是中国登山史上的新高度。

　　高度是登山运动员征服的目标，在有些国家中都流传着所谓“高度极限”的说法。直到本世纪60年代初，中国登山运动员男子的高度最高纪录是7 590米，是由史占春、刘连满、刘大义等6名登山运动员在1957年征服四川贡嘎山时创造的。在过去的世界航空生理学上，曾把海拔8 000米以上高度地区称作“死亡地带”。据科学学家们测算，海拔高度为零的海平面，空气中氧气分压是150毫米汞柱，至海拔8 000米时，氧分压就降到46个毫米汞柱。严重缺氧可致人于死亡，因此，在国际登山运动史上，如果不使用氧气设备，要攀登这样的高度，是很难想象的。但是，中国登山队员在征服珠穆朗玛峰8 000米以上地带的过程中，多次尝试了不用氧气装置的纪录。

　　5月2日，北京时间19时，由登山队长史占春、副队长许竞、藏族队员拉巴才仁和米马组成的先行小组，开始向8 100米进发。这时，天色已经昏暗，他们争取当夜赶到，先建起营地，以迎接后面的队员。为了取得对高山环境的充分适应，登山队员们虽然背着轻便的氧气筒，但都没有使用，他们艰难地行进。深夜，他们终于来到预定地点，支好了帐篷。由于特大风雪和严寒，运送物资的队伍一直没有跟上，队员们的干粮袋已经空空，如果再饿一夜，明天无论如何也爬不动了。这时，两名藏族队员请求连夜返回7 600米营地想办法。当返回7600米营地时，米马已经精疲力竭了。守在营地的队员把自己携带的炒面凑在一起，赶在3日黎明前送上了先行小组扎营的地方。

　　5月3日上午，先行小组又开始向更高处前进。队员们走上一条狭窄的山岭侧脊，成功地绕过了珠穆朗玛峰著名的“第一台阶”。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决定继续前进。由此不远，就是英国探险家称为的“不可超越”的第二台阶。据大英百科全书记载：英国的王牌登山家马洛里和伊尔文在1924年的攀登中，就葬身在这里。这是一座陡峭而光滑的岩壁，相对高度约30米，平均坡度在六七十度左右，人们几乎找不到任何攀登的支撑点。二三十年前，英国探险队曾在这里想尽一切办法，仍然没能攀登上去。后来，他们对“第二台阶”下了一个结论：这是一个无法逾越的障碍，再不必浪费时间去爬它了。

　　史占春和王凤桐匍匐在岩石上向上攀登，终于在北京时间21点到达海拔8 600米的“第二台阶”顶部附近。这时，天已渐黑，他们决定在这里过夜，第二天再进行侦察。他们在“台阶”的岩壁找到一条积雪的裂缝，用冰镐挖成一个低矮的雪洞，两个人紧靠在一起。这时雪洞里的气温在零下40℃左右。为了保存人工氧气，以备万一，他们一夜不曾使用。在8 600米的高度不使用氧气过夜，这在世界登山史上也尚属首次。

　　第二天清晨他们走出雪洞，珠穆朗玛的顶峰就在离他们不过200米处。凭他们丰富的登山经验，他们很快观察到了一条适宜的登顶路线。

　　5月4日，史占春又带领队员返回山下海拔5 120米的大本营。他们完成了第三次适应性攀登。

　　三次适应性攀登完成后，主力队员大都病的病，伤的伤。到达8 600米高度的只有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但是他们在完成第三次适应性攀登后，也分别去日喀则、拉萨疗养了。队干部仅剩副队长许竞1人。

　　一直处于亢奋状态的5 120米大本营，逐渐开始弥漫起沮丧的气氛。虽然已经到达与顶峰只差绝对高度200米左右，但离胜利似乎还很远，而中国登山队已经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于是，有人提出，只要上到8600米，就是胜利，就可以鸣金收兵了。

　　5月中旬，天气渐渐转暖。不久，印度洋上的季风就要吹过珠穆朗玛山区，连绵的雨季就要开始了。再迟疑等待，中国人对珠穆朗玛峰的征服就要往后推移。这时，时任国家体委主任的贺龙发来指示：“要不惜任何代价，夺取最后胜利。也就是一定要攀上峰顶，而不是8 600米的高度。”

　　大本营里负责指挥的体委二司司长韩复东下了孤注一掷的决心。他一一找剩下的队员谈话，组成了突击顶峰的敢死队。

　　5月14日，人们终于等来了珠穆朗玛山区在雨季到来之前最后一个好天气的“周期”。从这天起，运输队员就陆续将高山技术装备和食品从大本营运送到海拔7 600米高度以上，等待突击顶峰的队员们的到来。

　　5月17日上午9时，登山队员在海拔5 120米的登山队大本营广场，举行了隆重的誓师大会。登山队员在副队长许竞的率领下庄严宣誓。

　　登山队把一面五星红旗和一座毛&泽&东主席半身石膏像委托给突击顶峰的队员们，要他们一定要让祖国的五星红旗在世界的第一峰——珠穆朗玛峰上飘扬。

　　登山队员告别了大本营，仅用一天的时间就赶到了海拔6 400米的三号营地。第二天，就登上了“北坳”的冰坡，到达海拔7 007米的四号营地。

　　5月23日晚上，运输队员屈银华送氧气来到突击营地。这一夜，在“突击营地”的几个人饿得前胸贴后背，他们离开大本营7天了，所携带的全部食品只剩下一点人参， 一小盒水果糖，还有一小块风干生羊肉。

　　5月24日清晨，阳光灿烂。北京时间上午9时，突击顶峰的队员由副队长许竞率领出发了。许竞在前几次攀登中担任了探路任务，体力消耗很大，他只走了约10米，就感到支持不住了。这时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和贡布担起重任，扶住冰镐，一步一挪地向最后380多米的高度进军。

　　为了尽量减轻负担，他们只携带了氧气筒、一面国旗和一个20厘米高的毛&泽&东主席半身石膏像，以及准备写纪念纸条用的铅笔、日记本，还有电影摄像机。即使如此，前进的速度也极其缓慢，因为自5月17日上山以来，他们的体力几乎耗尽了。

　　大约两个小时左右，他们才上升了70米，来到顶峰道路上的“第二台阶”。在第三次适应性攀登时，队长史占春和队员王凤桐就曾到达过这里。但他们只是观察了山势和攀登路线，并未征服它。当王富洲他们来到这里，因为太疲惫了，也曾试图绕过“第二台阶”，沿东北脊登顶，但那边更陡峭难行。于是，他们沿着与“台阶”平行的方向盘旋前进，最后在“台阶”中层地带找到一道纵形岩石裂缝。王富洲、刘连满、屈银华、贡布决定沿这条裂缝突破“第二台阶”。

　　在接近“台阶”顶部最后3米的地方，岩石变得垂直而光滑，刘连满一连蹬了四次，但都跌落下来。最后，刘连满决定自己当人梯，让队友踏着他的双肩登上去。在这样的高度上，做任何一个动作，都会给身体带来强烈的反应。刘连满咬牙坚持着。屈银华为了攀上去，毅然脱下8斤重的高山靴，一下子冻坏了脚跟和脚趾。刘连满先把屈银华托上去，然后又托贡布。最后屈、贡再把王富洲、刘连满拉上去。

　　从开始攀登“台阶”算起共用了5个小时的时间，而征服最后3米，竟用了3个小时。“第二台阶”虽然征服，但离顶峰还有280多米。这时天色已黑，黑夜成了他们登顶的第二道难关。几个人背上的氧气都所剩无几，体力也越来越不支了。在这种情况下连夜攀登，无疑具有很大的危险性。这时，刘连满身体极度虚弱，每走一两步，都会不自觉地摔倒。已经到了8700米的高度，而这时氧气更少了，大家决定让刘连满留下，其他3人以最快的速度前进。

　　新闻媒体对他们最后的“冲击”作了如下报道：

　　天已经黑下来，三个人依靠着微弱的星光，顽强地继续前进。

　　深夜，当他们到8 830米时，三个人所带的人造氧气已经全部用完，他们沉默了片刻。王富洲首先开口说：氧气没有了，但我们能后退吗!屈银华和贡布坚定地说：继续前进。他们抛掉空氧气筒，用坚定而迟缓的步伐继续前进。

　　头痛、眼花、气喘、无力这一切高山缺氧的反应残酷地折磨着他们。他们甚至攀过1米高的岩石，也需要半个多小时。但他们仍然相互鼓励地前进着。

　　在越过一片点点白雪的岩石坡以后，王富洲、屈银华和贡布终于到达了山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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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终于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创举——沿珠穆朗玛的北坡，登上了它海拔8 848米的顶峰。这时，夜光表的指针正指着5月25日北京时间清晨4时20分。经过近19个小时的搏斗，他们忍受着缺氧和摄氏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的煎熬， 已经异常疲劳了。王富洲、屈银华的四肢也已受了冻伤。

　　但是，胜利的喜悦使他们变得那样兴奋和激动。

　　登上顶峰后，藏族队员贡布拿出登山队委托他带上来的五星红旗和毛& 泽&东主席石膏像，放到顶峰西北边的一块大岩石上，然后用细石保护起来。王富洲摸黑拿出一本“体育日记”本，用黑色自动铅笔在上面写道：

　　“王富洲等三人征服了珠穆，1960年5月25日4时20分。”

　　他们在山顶上大约停留了15分钟。北京时间4点35分以后，便开始下山。他们登上了世界最高的山峰，但是如果他们不能活着回来，就无法向世界宣告登顶的成功。

　　当战友们继续向顶峰前进以后，刘连满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为了省下最后几十公斤氧气，他毅然关闭了氧气阀。他在日记本上给战友们留下一封短信：“氧气筒里还有点氧，给你们3人回来时用吧。也许会管用。”当他看到王富洲等3人安全地回来时，第一句话就是让他们赶快用上自己留下的氧气。这半筒氧气救了三位战友的命。

　　他们四人在突击营地休息了一夜，第二天让刘连满、贡布先下山去报信(电台已摔坏)，王富洲、屈银华慢慢往下挪。

　　5月30日，英雄们终于回到了大本营，他们是被人抬回来的。王富洲上山前体重80公斤、屈银华77公斤。下山后，王富洲55.5公斤、屈银华51公斤。

　　《人民日报》报道了这次登峰打破全国纪录的53名运动员名单，他们是：

　　到达海拔8 882米(后经测定为8 848米，本文均采8 848米之说——作者注)的共3人：王富洲、屈银华、贡布(藏族)。

　　到达海拔8 710米1人：刘连满。

　　到达海拔8 600米2人：史占春、王凤桐。

　　到达海拔8 500米12人：许竞、多加(藏族)、石竞、拉八才仁(藏族)、邬宗岳、群贝坚赞(藏族)、索南多吉(藏族)、米马(藏族，战士)、云登(藏族)、茨仁(藏族)、米马扎西(藏族)、却加(藏族)。

　　到达海拔8 100米10人：张俊岩、刘大义、衡虎林、成天亮、马保昌、多吉甫(藏族)、谢武成(藏族)、塔木君(藏族)、扎西(藏族，33岁)、米马(藏族，石匠)。

　　到达海拔7 600米25人：陈三、王富葆、曾曙生、雷耀荣、多吉(藏族)、索郎(藏族)、罗布(藏族)、丹增(藏族)、洛桑(藏族，战士)、桑珠(藏族)、扎西旺堆(藏族)、达娃茨仁(藏族)、扎西(藏族，25岁)、扎西(藏族，27岁)、扎西(藏族，34岁)、穷达(藏族)、达娃同珠(藏族)、洛桑(藏族，农民)、边安民、搭木真(藏族)、张小路、边巴茨仁(藏族)、茨旺(藏族)、扎旺(藏族)。

　　《人民日报》为这次登峰发了“号外”。建国后， 《人民日报》发过两次“号外”，另一次是原子弹爆炸成功。